前　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进入21世纪，大学已经从“象牙塔”演变为“社会轴心”，是整个社会创新的重要源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贡献者。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势在必行。根据国务院2015年11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应用技术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类别，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表征之一，也是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
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不难看出传统的高等教育具有较强的精英主义情结。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到来，高等教育必将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传统的以学术型、研究型为主的高等教育范式必将发生巨大改变。欧洲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先发地区的实践和经验证明：如果把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比作一座冰山的话，处于冰山顶部的是少量研究型大学，处于冰山下面被水淹没的是大量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应用技术大学。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期盼，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1.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立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体系，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还需要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以下简称技术技能人才），将科技进步的重大成果应用到生产、生活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比例显著提高，人才培养结构更趋合理。各类人才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显著增强。正如应用技术大学联盟2014年发布的《驻马店共识》所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大学是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破冰之旅，是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打开一线劳动者成长空间的必由之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产业迅猛发展，科技型小微企业成为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新型城镇化战略全面启动，这一切的深刻变化对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新技术在高端制造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加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和技术岗位将需要更多更高层次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人才。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这一需求特征将相应带来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将成为未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多年来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但职业教育体系不够完整、结构不尽合理、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日益凸显。一个主要的表征就是，直到目前只有中职和高职两个层次的职业教育，缺少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呈现出“断头桥”的局面，直接导致了高层次、应用型的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虽然有部分本科院校转型成为应用技术大学，但是由于传统学术惯性使然，这部分院校仍然留恋研究型大学的“阳春白雪”，加之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很多新转型院校转型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由此出现技术技能人才尤其是本科及以上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特征把握不准、培养体系不完整、培养质量不高、总量短缺、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因此，借鉴欧洲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先发国家的经验，大力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是高等教育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借鉴国外应用技术大学办学经验，服务国家技术技能创新积累，融入区域产业发展，建设能够承担起培养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重任的应用技术大学迫在眉睫。其使命在于，立足于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向现代生产服务一线提供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接受过系统技能训练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特别是产业链高端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人才保障，真正促进工业产品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变。
我国是高等教育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需要一批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水平大学既包括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包括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应用技术大学普遍确立了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应用型不代表低水平，大学的办学类型与水平高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跻身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林。
什么是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具有哪些特征？应该采用哪些治理制度？又有哪些建设路径？这些问题成为摆在我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大学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探究和分析清楚这些问题，方能科学理性地谋划布局和研究策略，采取科学有效的教育行动建设世界一流的应用技术大学。
为研究上述问题，本书编者运用大学治理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将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的规制性和规范性制度—发展路径、治理架构、大学章程、规章制度、教育理念、教学策略、教学评价、教育技术、研究机构、研究管理、校企合作、政府关系、校友服务、国际发展等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贝雷迪的比较四步法，搭建了“描述—解释—并置—比较”的研究框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三所典型的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进行剖析，在描述和解释之后，采用比较研究法对三个个案的制度因素进行并置和比较，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分析思考的建议。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和研究设计；第二章是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三章是美国一流应用技术大学个案研究—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剖析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历史、大学治理架构与制度、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和国际化发展；第四章是德国一流应用技术大学个案研究—以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例，剖析了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发展历史、大学治理架构与制度、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和国际化发展；第五章是新加坡一流应用技术大学个案研究—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剖析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历史、大学治理架构与制度、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和国际化发展；第六章分别从大学发展基本数据、大学治理架构与制度、大学人才培养策略与技术、大学科研管理、大学社会服务、大学国际化发展几方面对三所应用技术大学进行了并置和比较；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思考，总结出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的共性特征并提出了我国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建设的建议。
经过案例剖析和个案的并置与比较得出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的制度特征：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均具有鲜明的身份特征与社会辨识度，人才培养理念注重通识与专业教学的紧密结合，专业设置更加体现跨学科的特色，课程教学具有动态性、及时性和实践性，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科学研究聚焦市场的定向需求，大学国际化发展理念先进和国际影响力指标突出。经过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与我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比较研究，本书编者提出了我国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的若干建议：我国需要制定有利于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法律与政策；需要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我国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建立应用技术大学与高职本科专业办学准入制度，通过治理体系设计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开展能力本位的教学，优化我国应用技术大学的专业设置，加强与区域性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地方性应用型大学研究，加强高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本书编者在研究中采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三所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进行详细剖析，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提供了对标的样本和标杆。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大学治理理论为开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经过改良贝雷迪四步法的使用范围，本研究构建了“描述—分析—并置—比较”的一体化流线型研究框架。案例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的结合，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矩阵式研究范式，为研究者开展国际教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工具，不仅在纵向上管窥一所典型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微观制度的“细节”，也可以从横向上发现三所世界一流大学宏观层面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大学提供了直观的样本和宏观的指引，对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实践者、研究者和决策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专著的研究与撰写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杨文明统筹并负责第一章第一、二、四节，第二章和第七章的撰写工作，张娴撰写了第一章第三节部分内容和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四节的内容，林倩敏撰写了第一章第三节部分内容和第六章第五、六节内容，文前国撰写了第三章第一节及第二节的部分内容，罗欢撰写了第三章第二节部分内容及第六节的内容，马丽丽撰写了第四章的内容，周玉林撰写了第五章的内容。
本专著的出版获得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特此致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广大专家、学者、同行和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编著者
2019年11月1日
于深圳留仙洞